伯希和不但同罗振玉，而且同时对其他求教于斯的人都在学术上给予帮助。王国维等人也从他那儿得到了敦煌文书的抄件或照片。
伯希和还与日本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合作编著《敦煌遗书》二册，推动了日本敦煌学的发展。
在国际教煌学研究的合作交流方面，我国第一-代敦煌学家从伯希和处得益甚多，形成这种情况的因素主要是伯希和本人的虚怀若谷和文化素质以及他谦恭的性格。这和同样是大学者的斯坦因是有区别的。在斯坦因身上，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经常流露出种英国贵族的科持。 而在伯希和来说，更多的是书卷之气。其次，20世纪初期的国内社会形势也给中西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不像中国第二代、第三代敦煌学家们已处身于觉醒了的浓厚的爱国主义氛围中。在他们的著作中，已开始出现了“动”“掠” 等字眼，这和罗振玉、王国维等第一代学者的用词是有很大区别的，反映了时代特征。有时候，这种氛围的强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以至于出现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难以理解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