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居住成都的张大干，在待客时碰到了一个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宁青监察使、名叫严敬斋的人。此人多次向张大千介绍了莫高窟，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很大兴趣。当然，作为已在国画界享有盛名的张大干，肯定对敦煌干佛洞艺术有所听闻。严敬斋的介绍，只不过引发促使了他去敦煌的决定和计划。这年春末，张大千带着次子张心智，偕“姬人”杨宛君，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会同甘肃省参议长、陇上名画家范振绪，徐悲鸿学生、重庆中央大学的孙享慰等人，坐汽车，换乘大车，经河西走廊向敦煌进发。一路上参观沿途名胜古迹，倒也消闲，加之安西税务局长、范振绪侄儿范某的大力协助，一 路上有吃，有喝，有住，虽说不能和吃得好、住得好、有电影看、有戏看的成都相比，但比之一般西行的行旅商客， 也是天壤之别了。在这段路上，主要是安西城里，张大千挥毫作画书写，给当地朋友留作纪念。